“我说也是，不过，人家是专家，提出的意见，我就得重视。”王司长说到这里是有些不爽快的。杨锐现在正是声望正隆的时候，和杨锐唱对台戏，就不得不考虑其中的政治风险。

眼前的陈部长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，王司长不知道，但他知道，国内起码有几万户愤怒的家庭，在喊着将京西制药总厂碎尸万段呢。

律博定是没在中国销售，但那些知道有这个药的家庭，通过方方面面的关系，可是没从京西制药总厂里弄药出来，在秦翰池等人有意放纵的情况下，起码有几万人吃了律博定。

而律博定不光是吃了以后有问题，停药同样有问题，有些心脏疾病严重的病人，没有挺过去也是有的，只是国内的媒体没有报道罢了。

国内也没有合适的司法渠道给这些家庭申诉，最多也就是信访部门的接待量增加，不过，愤怒是在积攒的，他们同样在观察京西制药总厂的结局，保不齐还会跳出来闹成什么样。

所以，王司长听了杨锐的建议，直接就来汇报了，自己做决定什么的，根本不要。

陈部长同样不想做决定，思忖良久，道：“我再考虑考虑。”

他们这么一考虑，就是好几天的时间。

官僚系统的工作效率向来缓慢，这也并不是什么出奇的事。

再者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大家的愤怒过去，情况也会向部委干部们的设想有所倾斜——比起杨锐来，他们其实更不在乎工人，任何一个部委下属的工厂，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工人的调岗和变动，从来都不会有高层官员关系一二的。

不过，杨锐的建议操作起来实在复杂，别的且不说，光是数千名工人的档案调整，就能让机关干部们忙翻天。

工资、定级、厂区重组之类的事务，更是部委的大老爷们不愿意参与的。

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。

眼瞅着要过国庆节了，都没有人再就京西制药总厂的处分决定置喙，就是媒体，也在连篇累牍的报道中，有些惫懒下来。

9月20日。

《人民日报》像是往常那样，出现在报亭及各单位的铁架子，木架子，吱吱作响的床架子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