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是，此案从一开始就有现场勘察人员提出一系列疑问。例如：为什么他所指认的地方根本放不下一个炸药包？谁会用这么一点点炸药炸大桥？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搏斗起来吗？如此等等。

可惜那是一个迫切需要敌人与英雄、破坏与搏斗的时代，一切疑问立即被淹没掉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怀疑万一成立，名扬远近的英勇斗士立即就会成为一个杀害无辜的凶犯，中间不存在其他可能。

狂热的时代其实是最虚弱的，完全没有力量来面对这样一件事情的颠倒。因为一旦颠倒就意味着一系列社会观念的破灭，后果远远超出事件本身。

既然牵一发足以动全身，那么大家也就小心翼翼地不敢去动那根头发了。很多貌似堂皇的虚假之所以广泛流行，正与这种逻辑怪圈有关。

二十几年之后，社会观念发生了变化。人们对于被当年所有“英勇斗士”们伤害的千千万万无辜者，产生了同情。那个被刘学保打死的人，如果不存在“企图炸大桥”的可能，那么，就是一个蒙冤二十几年的受害者。他的亲族子女，还在世间。

那就应该求助于复苏不久的法制了。

法制能把事情的本质回归简明：二十几年前那两个在黑夜荒野间对峙的男人，哪一个是真正的罪犯？

法律需要证据，这是对刘学保案件重新侦查的最大困难。

复查人员几经思考，开启了工作程序。

第一步，先让事情回到二十几年前。当年现场勘察人员提出的疑问虽被否定，但他们的名字留了下来。那么，再逐个找回他们，把褪色的疑问重新激活。还要找当年的其他证人和有关村民，让他们也回到二十几年前。此事当然很难，但点点滴滴，证明材料逐渐积累起来。

第二步，考虑到这个案件的特殊性，花费最大的精力做模拟试验。好在当年对“英勇斗士”的采访连篇累牍，事情的具体过程已被反复报道得详尽无遗，刘学保自己作报告讲述“搏斗过程”的材料也在，为模拟试验提供了切实保证。同样这座铁桥，同样大小的炸药包，同样的两人站立方位，同样的搏斗程序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试验，把炸药包也一次次拉响，完全根据当年刘学保的描述，把他在描述时有可能夸张、挪移或记错的成分也考虑进去，结论终于出来了：整个事件完全不可能这样发生。不可能这么站，不可能这么走，不可能这么伤，不可能这么死。只剩下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刘学保为了冒充“英雄”，残酷地杀害了那个无辜者。

第三步，审讯。这不复杂，今天的公安人员只是轻轻地抓住几个要害一问，立即漏洞百出。继续盘问下去，刘学保只得承认自己是故意杀人。二十几年前的闹剧和冤案，终于见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