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因为这样，历代君子没有不讲究礼仪的。中国也由此而被称为“礼仪之邦”。
普普通通的人，有礼上身，就显出高贵。而这种高贵是有对象的，既尊敬人，又传染人。这个意思，就是《左传》上的一段话：
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，是以有礼。
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
正是这段话的首尾四字，组成了这小节的标题。
也有说得更强烈的。在某些哲人看来，有没有礼，不仅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，而且是人和禽兽的区别。例如：
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，以有礼也。
《晏子春秋·内篇第一》
说得有点过分，但我明白其中意气。看了生活中太多无礼的恶相，不得不气愤地骂一句：一个人如果无礼，简直就是禽兽。
换一种语气说，更能让人接受。也是《左传》里的话，虽也斩钉截铁，倒是听得入耳：
礼，人之干也。无礼，无以立。
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
把礼比喻成一个人站立起来的躯干，这种说法很有文学性，我喜欢。扩而大之，《左传》还进一步认为，当礼变成一种集体仪式，也有可能成为一个邦国的躯干：
礼，国之干也。
《左传·僖公十一年》
这让我们联想到现在各国的国庆礼仪和大型国际性盛典的开幕仪式。即使没有重大典仪，国民之礼，也是国之躯干。
但是，这还是讲大了。君子之道中的礼，主要是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。
任何行为规范，都会表达某种意向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意向在中国人的日常礼仪中最常见、最重要呢？
一是“敬”，二是“让”。
先说“敬”。
孟子说：“有礼者敬人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墨子说：“礼，敬也。”（《墨子·经上》）这就表明，一个有礼的君子，他的全部动作都会表达对他人的尊敬。敬，是高看他人一眼，而不是西方式的平视。
中国几千年都受控于家族伦理和官场伦理，到今天仍然如此，所以习惯于把恭敬交付给长辈、亲友、上级、官员。但是，君子之敬，并不是家族伦理和官场伦理的附属品，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。
一个君子，如果对偶然相遇的陌生人也表示出尊敬，那么，这种尊敬也就独具价值。因此，我常常在彼此陌生的公共空间发现真君子。一旦发现，就会驻足良久，凝神注视：正是他们对陌生人的尊敬，换来了我对他们的尊敬。
在这里，互敬成为一种互馈关系，双向流动。公共空间的无限魅力，也由此而生。
这种互馈关系，孟子说得最明白：
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
《孟子·离娄下》
再说“让”。
简单说来，那就是后退一步，让人先走；那就是让出佳位，留给旁人；那就是一旦互堵，立即退让；那就是分利不匀，率先放弃……这一切，都不是故意表演，做给人看，而是在内心就想处处谦让，由心赋形。
还是孟子说的：
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。
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
所谓“礼之端”，就是礼的起点。为什么辞让能成为起点？因为世界太拥挤，欲望太密集，纷争太容易。唯有后退一步，才会给他人留出空间。敬，也从后退一步开始。
辞让，是对自己的节制。一人的节制也能做出榜样，防止他人的种种不节制。这是《礼记》说过的意思：
礼者，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，以为民坊者也。
《礼记·坊记》
这个“坊”字，古时候与“防”相通。这句话用我的语气来说是这样的：
什么是礼？对人的性情加以节制，从而对民间作出防范性的示范。
说得有点绕。一切还是要回到孔子。在孔子看来，为什么要礼？为什么要敬？为什么要让？都是为了一个目的：和。君子之责，无非是求人和、世和、心和。他用简洁的六个字来概括：
礼之用，和为贵。
《论语·学而》
那也就形成了一个逻辑程序：行为上的“敬”、“让”，构成个人之“礼”，然后达成人间之“和”。
揭示了结论，我还要作一个重要补充：君子有了礼，才会有风度，才会有魅力，才会美。正是谦恭辞让之礼，使君子神采无限。这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最佳标识，也是东方人文美学的最佳归结。
现代很多人在这一点上误会了，以为人格魅力在于寸步不让，在于锐目紧逼，在于气势凌人。其实，正好相反。
为此，我很赞赏荀子把“礼”和“美”连在一起的做法。他在《礼论》里为“礼”下了一个定义，说是“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”。这个定义告诉我们，在设计“礼”的时候，不管是个人之礼还是集体礼仪，都必须文，必须美。
再谦恭，再辞让，如果以拉拉扯扯、推推搡搡、大呼小叫、卑躬屈膝、装腔作势的方式呈现出来，那也不是我们所要的礼。君子之礼，与美同在。
八、君子不器
这四个字，出自孔子之口，见之于《论语·为政》。
意思很简洁：君子不是器具。
当然不是。但为什么还要特别拿出来强调呢？因为世间之人，常常成为器具。一旦成为器具，孔子就要把他们开除出君子队伍。
这个命题有点艰深，但在刚刚说过礼仪之后，可以借着那个话题找到一个比较通俗的入口。礼仪虽然非常重要，但是如果人们成了礼仪的器具，只知像器具一样做出刻板的体态和手势，只知重复着完全一样的话语和笑容，那么，这就成了“器具之礼”，而不是君子之礼。因为，君子不器。
礼仪只是一例，由人变器的事情，到处可以看到。
我们应该见过不少这样的教师，年年月月用完全一样的语句和口气复述着同一本陈旧的教科书。虽然毅力可以称道，但未免太“器”了，因为他们让多彩的生命变成了复制之器。
我们应该见过更多刻板的官员，他们在会议上重复着上司的文书，在办公时扮演着自己的官职，连下班回到家里还不把架子放下来。那也“器”了，把活生生的血肉之躯，僵化成了官僚体系中的一个构件。
德国哲学家黑格尔（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，1770—1831）认为人世间最重要的是“这一个”，亦即独立生命的自我把持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可重复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（Henri Bergson，1859—1941）认为生命的真实在于冲动和绵延，而机器化的行为只是喜剧嘲笑的对象。他们的种种理论，都与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哲学“君子不器”遥相呼应。
黑格尔和柏格森是在目睹欧洲工业化、机器化所产生的弊病后作出论述的，而中国古代提出“君子不器”却没有这种背景，因此更为难能可贵，更像圣哲天语。
中国古代文字的优点是凝练，缺点是多义。例如这个“器”字，概括了多少现象，却也可能歧义丛生。器具、器物、器皿，等等，表明了它的物化方向，但如果是器识、器宇、器质呢？显然又从物化转向了生命。老子所说的“大器晚成”，比喻大材须精雕，伟人须等待。也就是说，老子所说的“器”是一个可以慢慢增长和优化的活体。既然是活体，就与孔子所防范的非活体“器”，有方向上的差异。孔子所不喜欢的“器”，永远成不了老子所说的“器”。因此，他们两位其实都在倡导活体。
“君子不器”，在当代思维中又可引申为“抵抗人的异化”、“防止全面工具化”等等。人，总是要找回自己。即便什么时候机器人大幅度地替代了真人的工作，对人的坚守还会持续。
机器人再精巧，也不能成为君子。这是中国文化在人格意义上的最终节操，可能会坚守到最后。
这把事情说远了。如果放到日常生活中，“君子不器”的教言主要会给我们两方面的帮助：
第一，尽量不要成为器物的奴隶。管子所说的“君子使物，不为物使”（《管子·内业》），说明了君子对于器物的主动性。环视四周，现在有很多人过度追求器物之盛，其实早已远远超过生命的实际需要，这就使自己成了器物的奴隶。他们成天收藏、拼比着奢侈器物，琳琅满目，乍看是生命的扩充，其实是生命的奴化。而且，奴化了的生命还要伺候那么多冷若冰霜的“主人”。须知，哪怕是积器如山，堆物成城，也比不过你简囊远行的身影。
第二，尽量不要使自己变成器物。这比成为器物的奴隶更为严重，其实也更为普遍。这种异化过程，在开始的时候还很难自觉。当你在某一职业、头衔、角色上粘住了，僵化了，风化了，那就要当心。因为异化过程已经开始，与君子的活体渐行渐远。班固在《汉书》中说“君子直而不挺”（《汉书·盖宽饶传》）。我几次读到，都会为那个“挺”字哑然失笑。君子需要正直，当然不错，但再往前走一步，“挺”了，那就带有了刻意表演的成分。一直“挺”下去，就渐渐从有机体变成了无机体，最后变成了一种造型和雕塑。造型和雕塑是“器”，不是人。
由此我产生了一个有趣的联想。当今中国文化传媒界一直有一批数量不小的“大批判孑遗”，人称“伪斗士”，老是在整人毁人、造谣诽谤、诬陷无辜。我知道他们中有不少人早就想收手不干，而且越来越产生了法律上的担忧，但他们还是“挺”在那里。为什么？为的是想成为新时代的“匕首、投枪、迫击炮”。他们不明白的是，那些都是“器”，而且大多是“凶器”。
无论是不做器物的奴隶，还是不做器物本身，有一个最简单的防身术，那就是坚持做一个平常人，一个有体温、有弹性、不极端、不作态的平常人。这又与前面所说的“君子中庸”联系在一起了，可谓：君子因中庸而不器。
九、君子知耻
有人说，君子之道也是“知耻之道”。因为，君子是最有耻感的人，而小人则没有耻感。
为此，也有人把中国的“耻感文化”与西方的“罪感文化”作对比，觉得“耻感文化”更倚重于个人的内心自觉，更有人格意义。
不错，孔子在《论语·子路》里说过，君子，包括“士”，必须“行己有耻”。也就是时时要以羞耻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“道义底线”上的反省和警惕。但我们在分寸上应该懂得，孔子在这里所说的“耻”，与我们现在所说的“可耻”、“无耻”相比，范围要宽泛得多。例如，看到自己没有做好的地方，也叫“有耻”。
耻的问题，孟子讲得最深入。首先要介绍一句他的近似于绕口令的话：
人不可以无耻。无耻之耻，无耻矣。
《孟子·尽心上》
前半句很明确，也容易记，但后半句在讲什么？我想用现代口语做一个游戏性的解释。
这后半句的大意是：
为无耻感到羞耻，那就不再耻了。
当然，我的这种阐释与许多古注都不一样，这不要紧，我只在乎文字直觉。孟子的言语常有一种故意的“拗劲”，力之所至，打到了我。我在《中国文脉》一书中把他的文学地位排到了孔子之前，即与此有关。
孟子用一个缠转的短句表明，耻不耻的问题是人们心间的一个漩涡，幽暗而又易变，必须由自己清晰把握，拔出漩涡。
接着我们来读读孟子的另一番“耻论”：
耻之于人大矣。为机变之巧者，无所用耻焉。不耻不若人，何若人有。
《孟子·尽心上》
我的意译是：
羞耻，对人来说是大事。玩弄机谋的人不会羞耻，因为用不上。他们比不上别人，却不羞耻，那又怎么会赶上别人。
这就在羞耻的问题上引出了小人，而且说到了小人没有羞耻感的原因。
由此，也就从反面触及了正面，让人可以推断出君子的耻感文化。至少有三条：
一、以羞耻感陪伴人生，把它当作大事；
二、以羞耻感防范暗事，例如玩弄机谋；
三、以羞耻感作为动力，由此赶上别人。
孟子的论述，从最终底线上对君子之道进行了“反向包抄”。立足人性敏感处，由负而正，守护住了儒家道义的心理边界。
你看，他又说了：“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这就把羞耻当作了道义的起点。把起点设在对立面，在理论上，既奇峭，又高明。
如此说来，耻，成了一个镜面。由于它的往返观照，君子之道就会更自知、更自守。敢于接受这个镜面，是一种勇敢。
知耻近乎勇。
《礼记·中庸》
知耻，是放弃掩盖，放弃麻木，虽还未改，已靠近勇敢。如果由此再进一步，那就是勇敢的完成状态。
以上所说的羞耻感，都涉及道义大事，符合“耻之于人大矣”的原则。但是，在实际生活中，人们常常不分大小高低，在不该羞耻处感到羞耻，在应该羞耻处却漠然无羞。
因此，并不是一切羞耻感都属于君子。君子恰恰应该帮人们分清，什么该羞耻，什么不该羞耻。
既然小人没有羞耻感，那么多数错乱地投放羞耻感的人，便是介乎君子、小人之间的可塑人群。他们经常为贫困而羞耻，为陋室而羞耻，为低位而羞耻，为失学而羞耻，为缺少某种知识而羞耻，为不得不请教他人而羞耻，为遭受诽谤而羞耻，为强加的污名而羞耻……太多太多的羞耻，使世间多少人以手遮掩，以泪洗面，不知所措。其实，这一切都不值得羞耻。
在这方面，孔子循循善诱，发布了很多令人温暖的教言。即便在最具体的知识问题上，他也说了人人都知道的四个字：
不耻下问。
《论语·公冶长》
意思很明白：即使向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请教，也不以为耻。
这么一来，在耻感的课题上，“不耻”，也成了君子的一个行为原则。因此，真正的君子极为谨慎，又极为自由。谨慎在“有耻”上，自由在“不耻”上。
“耻”和“不耻”这两个相反的概念，组成了儒家的“耻学”。
对此，具有总结性意义的，是荀子。我想比较完整地引用他的一段话，作为这个问题的归结。他说：
君子耻不修，不耻见污；耻不信，不耻不见信；耻不能，不耻不见用。
是以不诱于誉，不恐于诽，率道而行，端然正己，不为物倾侧，夫是之谓诚君子。
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
这段以“耻”和“不耻”为起点的论述，历久弥新。我自己在人生历程中也深有所感，经常默诵于心。因此，我要用今天的语言译释一遍：
君子之耻，耻在自己不修，不耻别人诬陷；耻在自己失信，不耻别人不信；耻在自己无能，不耻别人不用。
因此，不为荣誉所诱，不为诽谤所吓，遵循大道而行，庄严端正自己，不因外物倾倒，这才称得上真正的君子。
“耻”和“不耻”，是君子人格的封底阀门。如果这个阀门开漏，君子人格将荡然无存；如果这个阀门依然存在，哪怕锈迹斑斑，君子人格还会生生不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