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司令官阁下，那对于绥东的局势您是怎么设想的，要不要再从保定、涞源、石门等地调集一些部队，彻底的解决马铮所部的威胁！”笠原幸雄道。

然而，多田骏却摇了摇头说道：“还是算了，这次如果能将集宁、大同、张家口三城收回来就可以撤兵了！”

“撤兵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这…就这样撤兵会不会有点虎头蛇尾的意思，我们该如何向大本营交代？”笠原幸雄道。

然而，多田骏却叹了口气说道：“这样的结果确实让人难以接受，但我们也没有办法，你们可能不知道吧，大日本帝国和美英的关系现在正在急速恶化，现在已经影响到了方面军！”

“纳尼？”

接着，多田骏缓缓向笠原幸雄以及佐佐木到一等人，讲起了这段时间大日本帝国与美英等国之间的纠纷。

原来早在昭和13年111月30日的御前会议上，日军高层就确定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对华关系调整方针，并以首相近卫文麿的名义正式发表。

为此，原在中国有权益的美、英等国家，与日本的矛盾开始表面化。

首先是美国的国务院，于12月5日开始研究对抗日本的措施，并于12月15日向中国政府提供了2千5百万美元的桐油借款，以购买军事装备，对抗大日本帝国。紧接着，英、法在华与日本的矛盾也急速表面化，这个主要表现在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汉口等地日占区的租界问题上。

日本刚占领这些地区时，根据国内的命令，尚持谨慎态度，但从昭和13年开始，日本军队为筹集物资，通过皇协军在占领区内，发行、使用“联合准备银行”的钞票。

英、法租界当局知这种钞票的准备金相当虚弱，兑现能力很差，因而在其租界内，仍使用中国政府发行的法币，不准日本发行的新货币的流通，以防租界内之金融受新货币跌落的影响。

日本方面对此曾与英、法租界当局进行交涉，并要天津英租界市政机关，将国民政府银行存于该地的大宗白银转交日方，对此英方都予以拒绝。

日本为对英、法进行恫吓，于昭和13年12月22日至昭和14年2月，限制天津英、法租界的交通。且日军的情报部门通过侦察，得知天津的英、法租界与香港、河内、重庆等地的电报联系中，经常提及大日本皇军在华北的实力和动态；经常向华北地区的抗日游击部队出售武器、弹药、医药及其它通讯器材等物资；天津市内的抗日团体，则以英、法租界为基地进行活动等等。

所以今年的4月9日，伪天津海关监程锡庚在英租界的电影院内被杀，日方向英国驻天津的总领事馆提出了抗议后，经共同搜查，于4月15日在英租界查出有4名嫌疑的人。

但英方以证据不足，拒绝将这4人引渡给日军，经半个多月的交涉亦无结果。

5月6日，日军天津警备司令官兼27师团长本间雅晴向在天津的英、法当局发出警告，大意是：英、法租界已成为抗日分子的“阴谋活动策源地”，是各种“恐怖组织”的避难所，并庇护搞暗杀的犯人，这是对日军的敌对行为，也是对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挑战。接着，本间雅晴依日本政府的命令发出封锁英租界的声明，随后日军封锁了天津英、法租界的7条主要通路，并检查万国桥下游白河至天津的英、法船只。

日军为了侮辱英国，在各检查点对英国人尤为苛刻，须脱衣检查，这激起了英国、美国及其它国家的极大反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