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实也确实如此，菱刈隆上任之后当即就把武藤信义时代每月逢一会晤溥仪的时间，改为每月逢二，即每月2日、12日、22日与溥仪会面。

而在双方第一次会面的时候，菱刈隆便给了他一个下马威，他大刺刺的训斥溥仪，告诉他如何当好傀儡。

菱刈隆大将让溥仪应保持有“装聋作哑”的“雅量”，只有这样才能作到“无为而治”，其实就是简单明确地告诉溥仪，要他死心塌地当好日本侵略者的驯服工具。

除了对溥仪这个伪满政府的最高头目进行训斥，这位新上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还直接插手伪军的军事行动和人事任命，他到任的第二天就调整了伪满省区与军管区，并进行了收买中东铁路等重要事项。

与此同时，提拔了大量的年轻人，将他们任命为伪满政府的各个行政部门，一时间伪满政府内部所谓的“日系官吏”数量激增，很短的时间内就突破了两千大关。

不过相比于日伪之间的矛盾，摆在菱刈隆大将眼前最为尖锐的问题是，关东军与军部乃至于天皇之间的矛盾。

伪满政府和关东军之间的矛盾好解决，毕竟伪满政府就是在关东军的刺刀下建立的，这就像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，儿子不听话打一顿就行了，不用担心儿子反老子。

一来是伪满政府和伪军没有这个实力，二来也没有这个胆子。

但是关东军与东京方面的矛盾却不能这么处理，这涉及到方方面面，极其的复杂。九一八事变有两个主要人物，两人地位悬殊甚大，一位在当时只是关东军一个参谋，中佐军衔，名叫石原莞尔。另一位则是两次奉敕组阁的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若槻礼次郎。

两者本身没有太大的交集，石原莞尔只是一个普通的陆军参谋，他接触不到内阁总理大臣这个级别的大佬，也无法左右政府的相关决定。

然而，对于日本侵华，前者却扮演者着比后者更为主动，更为有力的角色。

石原莞尔是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的一手策划者，他于1928年来到中国，出任关东军参谋，期间多次在东北实地考察，著有《战争史大观》，《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——满蒙问题解决案》和《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》等书。

其主要思想就是以武力占领东北，赢得战略空间和经济资源，消除国内不安因素，继而北拒苏联。

当时，唯一使关东军顾虑的是苏联的立场，经过多次实地考察，石原根据内外形势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，远东苏军状况等因素判断，认为如果日本断然着手解决满蒙问题，苏联绝不会出面干涉。

于是，石原连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，一同制订了详细的武力独占满洲的计划，这就发生了后来的“九一八事变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