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次是，关东军对抗日联军加紧经济封锁，断绝粮道。

日伪除在全伪满对粮食供应实行统制，不准交易外，在“讨伐”区内，还对粮食与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配给制，每次配给居民的粮食等物，仅够居民用两三天的，以此来防止抗联人员从民众中得到粮食和生活用品。

同时关东军还发出命令，要求每年从8月中旬至10月初，都强迫讨伐区的农民不等庄稼成熟就提前收割，然后把收割完的庄稼，集中运到指定地点由军警看守，以防止粮食流入到抗联人员手中。

而且日伪军还加紧整修警备道路、警备通信设施，在作战期间，日伪当局在东北境内新增修警备道路20余条，其中伪吉林省修筑了十余条，新修警备道路70公里，补修警备道路260公里，新架警备电话线100公里，修理电线500公里，伪通化省延长警备道路312公里。

更为搞笑的是，日伪军还不准民众在铁路、公路两旁种植高粱等作物，不准农民在山坡谷地开荒种地。还砍伐掉铁路、公路两侧50米以内的树木。

如在伪吉林省，砍伐道路两侧50米以内的树木即达200公里，目的是担心在火车经过的时候，车上的部队无法看清楚铁道两侧的情况而遭到袭击。

日伪军还在作战期间大规模的烧毁抗日部队栖身的山寨、房屋，同时利用宪兵工作班、警察特搜班等组织，在“讨伐”区域大肆搜集情报，进行诱降活动。

其诱降方法除直接对抗联人员进行政治诱降、思想瓦解外，还威胁利诱抗联人员中的变节投降分子，或通过抗联人员的亲属进行劝降活动。对已降敌的人员，则被编成警察队、特设队、特别工作班，利用他们对抗联熟悉的特点，讨伐抗联部队，破坏抗联的密营、山寨，捕杀抗联领导骨干。

最为可怕的是，日军在武装讨伐的同时，还要进行进行所谓的“思想讨伐”和“文化讨伐”。

在战斗打响后，日伪军高层每隔半个月都要召开一次会议，会议通常由长谷部照少将主持，各地的行动部队的参谋、宪兵、警察等部部长参加，专门研究从文化思想方面如何镇压东北抗日部队的措施。

他们还派出大批伪协和会人员和伪行政人员，在“讨伐”地区各地组成“宣抚班”，构成“宣抚网”，对抗日军民大肆进行“宣抚活动”。

同时还向“讨伐”区域大量散发诱降传单和色/情照片、淫/秽书刊，以期对抗日部队进行思想腐蚀和精神打击。可以说，日军为了彻底消灭抗日部队，各种下三滥手段都用上了，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