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浚如道：“你倒是很善于抓住人家的弱点。”

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嘛。”徐浩东微笑着说道：“他还写过一本叫《危机论》的大文章，里面有这么一段话：‘既然粮食危机、土地危机、能源危机、水危机统统都不存在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专家都说危机确实存在呢？首先因为各方面的专家未必都懂经济学，真正懂经济学的人不会被这些危机所吓唬住。’全文的主旨是论述我国根本就不存在这些危机，结论是懂经济学就不会被这些危机吓唬住。这本身的逻辑就很成问题，存不存在危机和会不会被吓唬住属于两个范畴，你到底是说存在危机还是对待危机的态度问题呢？这是题外话。题内话是这样，粮食专家、土地专家、能源专家、水资源专家在提出自己的问题时，他们不必懂得经济学，他们只需要在自己的专业范畴内、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问题，至于解决问题，那就需要汇同其他各学科专家共同解决。发现问题、提出警示，与经济学无关，如果经济学家觉得那不是危机，很好解决，那正好是经济学家大显身手的机会，大可一试。认为其他领域的专家必须懂得经济学才可去从事本专业的研究，这显得邱与可自大而且是对经济学的无知。”

刘浚如还在嘴硬，“徐书记，你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无是处吗？”

徐浩东道：“事实上，他所极力构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，在社会、经济各个方面的模式，在实际议案中，错漏百出，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。日本经济学家盐泽田典认为，新自由主义主义的理论模型还原到现实中，要想成立必须满足四个条件：一，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，及时进行投资的转移，是无需支付成本的，二，既成的社会生产力结构即资本存量是非刚性的，因此随时可以自由转变或抛弃，三，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所必须的新资源、新技术要素是无限自由供给的，四，生产能力的过剩是永远不发生的。然而，现实中不存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制，可以同时满足以上四个条件。”

刘浚如勉强点了点头，“我也读过盐泽田典的书，我也认可盐泽田典的这个观点。”

徐浩东又微笑道：“浚如同志，我作为一个在县域经济圈里待了几年的基层官员，我对盐泽田典说的四个条件更有切身的体会。”

刘浚如不得不谦恭起来，“徐书记，我愿意继续聆听你的高见。”

与徐浩东的判断一样，尽管云岭市名声在外，毕竟只是一个四线城市，如果不是有人牵线搭桥，几个所谓的经济学家，不可能跑到云岭来兴风作浪。

这个牵线搭桥的人果然是副市长刘浚如。

徐浩东心里不爽，刘浚如的行为有两大错误，一是不讲政治，二是不守纪律。

当然，徐浩东还是有点理解理解刘浚如，与方利成和郑腾育一样，刘浚如也是邱与可的忠实信徒，信奉的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刘浚如为邱与可与方利成和郑腾育牵线搭桥，还算是正常情况。

刘浚如失算的是，本以为云岭人富得流油，企业家遍地，找些冤大头整个五六百万是小菜一碟。但他副市长的名头不好使，云岭人精明且惜财，注重实际，不尚空谈，听说是为几个经济学家出钱，居然没有人愿意。响应的倒是有一些，口头欢迎，但就是不肯掏腰包，少数人倒是愿意，但也是象受到捐赠慈善那样，几万元几万元的掏，这些开着直升机和名牌车的家伙，双位数的钱都不肯出。

老师及两位师兄莅临云岭已有两天之久，刘浚如很明白，再不向市委书记徐浩东报告，他的责任就大了去了。

没想到徐浩东特能装，居然说不知道邱与可一行已到云岭五十多个小时，把刘浚如当傻瓜。

刘浚如向徐浩东汇报了邱与可一行的相关信息，“……浩东书记，你看这事怎么处置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