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记是上级指定，不是由村民直接选举，那考核书记的标准，除了确实的经济成长数据，还应该有村民评价。

也就是民调，村民虽然无权取消他的官职，但可以发表看法，喜欢或不喜欢，这就考验村支书的亲和力，最重要的是做假数据失去了意义，你可以欺骗上级，但你绝对欺骗不了群众。

这是对村支书的限制，王勇还向首长提议，采取长官负责制，也就是说，给村支书或各级书记，绝对的自主权，包括人事和财务。

一切以成绩说话，两年一小考，五年一大考，本单位的所有成员，都有对长官打分的权力，这就是民调，民调不过关的，不管什么原因，一率降职或开除。

这样有力的限制了官僚主义的盛行，长官虽然权力大，但也不敢胡作非为，因为普通成员有权力打分。

但同时，民调好经济数据好的村支书，又要大力提拔，可以从村支书，直接提拔到乡党高官或镇党高官的高职。

王勇还着重强调了官员升迁和官员选拔的问题，长官有权提拔下级，要给予长官完全的自主权。

但同时，长官也要担负相对应的责任，如果他提拔的官员贪污腐化，成绩不彰等，他同样要减分，或降职或开除或失去上升的机会。

这叫做连带责任制，长官不可以任人唯亲，得提拔有真本事的人。

王勇的中心思想，还是倾向于弱势人群，比如对贫困家庭的补助，他一再提及。

还是以农村为例，中国虽然幅员辽阔，但真正的可用耕地并不多，在南方人口稠密的地方，有个别地方，人均只有两分田或几厘田。

这么一点点田土，你怎么精耕细作都吃不饱饭，更惶论制富了。

所以有好多地方的农民都去城市发展了，或打工或经商，或做小卖生意，那些地方的田土就基本上荒芜了，这是客观情况，不能一味怪到农民头上。

该怎么解决这些日益矛盾的问题？王勇还是提议农村土地再集中化，由少部分人耕作，或村民以土地集中入股，搞中大型农业。

那么失去土地耕作权的农民，除了有优先获得工作的权力，或分到少部分红利之外，国家还应该对这些失地农民进行补偿，而且是补偿到人，不以耕地多寡论。

农村改革一直是各界政府的一个大难题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放不开手脚，不敢动这个烂摊子。